牡丹是原产于我国的名花，有两千年左右的人工栽培历史。由于牡丹独特的药用和观赏价值，后来便形成了以植物学、药物学、园艺学等应用学科以及文学、美术、民俗等社会学科在内的多元牡丹文化。在众多花卉中，牡丹以型大、色艳、香浓为基本特征，后来被人们多用以象征富贵、太平、繁荣、昌盛、青春、美好等，尤其是其花开富贵、花好月圆等寓意的凸显，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花开富贵本是人们普遍的人生期待与美好愿望，但是，因为与富贵的关联，牡丹一方面被狂热追捧，一方面又被雅正典重之士在某些层面排斥、诋毁。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跟众多文人的特定思维方式有着极大的关联，他们往往雅化某一意象精神层面的意义和象征，而把与物质、地位等相关联的意象含义极端化、庸俗化，这是一种非健康的、扭曲的思维方式。因此，重新认识牡丹富贵含义的积累过程，并重新阐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牡丹富贵意象的正面意涵是非常必要的。

一、贵视牡丹的心理与牡丹富贵意涵的形成

牡丹富贵之花的意涵是随着牡丹进入审美领域而渐次积累的。舒元舆《牡丹赋》云“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这是因为牡丹“遁于深山，自幽而芳”。武则天是第一个将牡丹大规模植入宫苑的：“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日寖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1]此说为唐朝段式成《酉阳杂俎》所印证，据《酉阳杂俎·前集》记载，开元末年，郞官裴士淹“奉使幽冀，至汾州(唐武德三年，割武氏故里并州文水归属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2]。武则天以帝后之尊，移植牡丹于上苑，这本身便赋予牡丹富贵花的最初意蕴。

牡丹作为文学作品的吟咏对象始见于唐代，唐代文人诗赋作品中出现的牡丹天然的带有不同其他花木的艳异富贵特征：“此花名价别，开艳益皇都。香遍苓菱死，红烧踯躅枯。软光笼细脉，妖色暖鲜肤。”(王建《赏牡丹》)“径尺千余朵，人间有此花。今朝见颜色，更不向诸家。”(刘禹锡《浑侍中宅牡丹》)在此后的岁月里，牡丹日益腾贵，竟至于言及富贵之花，非牡丹莫属，所谓“牡丹，花中富贵者也”(周敦颐《爱莲说》)，“生香绝艳，说不尽，天然富贵”(赵以夫《天香牡丹》)，“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徐渭《墨牡丹》)。探及其中缘由，概因如下几方面人事，造就了历史上牡丹的“富贵说”：即贵买、贵养、贵用、贵赏、贵情和贵食。

(一)贵买

贵买是指买花人挥金如土购买自己中意的牡丹。唐代牡丹游赏的盛行给一些人带来了极大的商机，牡丹的买卖极为常见。唐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3]唐代众多诗人对牡丹之贵亦多有记述：“价数千金贵，形相两眼疼。”(王建《同于汝锡赏白牡丹》)“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棵。”(柳浑《牡丹》)“璧要连城与，珠堪十斛判。”(卢肇《牡丹》)“终销一国破，不啻万金求。”(李商隐《牡丹》)并且牡丹花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价格，唐时紫红牡丹最受人们青睐，裴潾《牡丹》：“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白居易《牡丹》：“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来鹄《卖花谣》“紫艳红苞价不同，匝街罗列起香风。”张又新《牡丹》：“牡丹一朵值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之所以紫红色牡丹备受青睐，跟此时官服品阶紫红为贵有着密切的联系，红、紫是当时朝廷大员的官服颜色，唐制五品以上官员著绯，三品以上官员著紫，因此，红、紫色的牡丹盛开有富贵当头的好彩头，所以白居易《白牡丹》云“君看入时者，紫艳与红英”，因入时、因花开富贵气象才有当时人们对深色牡丹的迷狂，进而形成“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现状。宋时姚黄魏紫更成为牡丹之贵重名品，欧阳修《洛阳风俗记》提到当时豪贵之家爱牡丹，以名花出自自家门庭而自豪，所以有专门嫁接花木的工人，可以通过嫁接使牡丹花开得更佳，其中“姚黄一接头，直钱五千。”李廌《洛阳名园记》记载北宋洛阳：“姚黄魏紫一枝千钱。”[4]

唐宋时人嗜花如命，又希望在别人跟前炫耀自己的富有，加之当时牡丹的培育不易，才形成了“牡丹一朵值千金”的局面，这样的消费绝非一般人家所能承担，只有那些豪富之家王侯府邸“金多倍著牡丹价”(徐夤《公子行》)，才能“千金市名花”[5]25。也因唐宋时“但是豪家贵牡丹”(徐铉《严相公宅牡丹》)，且“咳唾万金，买此繁华。遑恤终日，以言相夸” (舒元舆《牡丹赋》)，使牡丹著名之初就与权势富贵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牡丹“多开富贵家”(无名氏《牡丹》)而“未尝贫处见”(裴说《牡丹》)的心理定势。

(二)贵养

贵养指植花者曲栏帷幕百般护持。牡丹自唐代被贵视，但花开不易，所以在牡丹种植的过程中，可谓呵护备至，养花者多在花旁“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白居易《牡丹》)，怕春寒、鸟窥损害了牡丹：“锦幕护春霜”(司空图《牡丹》)“翠幄密笼莺未识”(李中《柴司徒宅牡丹》)；同时“栏槛为良援，亭台是四邻” (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以保护牡丹并延长其寿命。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李隆基把名贵的牡丹花赏赐给宠臣杨国忠，杨国忠在围护牡丹的栏杆上“以百宝妆饰”，是为“百宝栏”[6]30，连皇宫里的牡丹也未有如此待遇！“欲得且留颜色好，每窠皆著碧纱笼。”(无名氏《水鼓子》)这样的牡丹种植，也唯有豪贵之家才能承担其力。

为了冬日看花，花工“坏土窖藏之，蕴火炕晅之”[7]，让本该春日开放的牡丹能于严冬开放，且花色鲜艳异常。唐花(指催花、熏花)技术早已有之，然而，自牡丹为人所重，其法多用于牡丹，耗时费力，益增牡丹之贵。明清以来，虽然南下催花已成为常用之法，但早年的熏烘之术依然使用。谢肇淛《五杂俎》云：“朝廷进御，常有不时之花。然皆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避之，故隆冬时即有牡丹花。记其功力，一本至数十金。”(卷十《物部》)[8]

“花时比屋事豪奢”(罗邺《牡丹》)，牡丹之种植培育所费金钱和人力物力，唯有权势富贵之家才能承担，同时牡丹的种植和欣赏也增添了权豪势要之家的富贵气象，“况在豪华地，宁同里巷尘”(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牡丹与富贵便同为一体了。

(三)贵用

贵用是指牡丹花的使用非同一般，有虔敬以及尊贵的含义。如六朝以来的供花和唐宋宫中的“簪花”之俗。 随着佛教的流行，南北朝时期，就有信徒以花供佛：“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9]此处所记为以莲供佛，牡丹是否也被作为供佛之花，尚无明确佐证，但此后的唐代，却是十分普遍了，唐时的诗词和绘画作品中多有描写。当时供牡丹的主要方式是散花和皿花，瓶花中的“皿花”，即以牡丹为花材，插于盘中，供奉于贵族之家及佛堂。元稹《西明寺牡丹》：“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所描绘的就是就是这种情形。唐代著名画家卢楞伽所画罗汉图中也有以牡丹供佛的图景：画面右上的小缸中，插大小不同的白色牡丹花，其下为藤编的花几，造型典雅而庄重。佛事花供传达的是对佛陀的虔诚恭敬之心，一般皆以珍贵的芳香洁净典雅之花供奉，牡丹因其朵大色正香浓具有天然的富丽华贵气象而被用于供佛，更增添了其不同凡花的清贵之气。

簪花的习俗也渊源流长，但以牡丹插戴还是唐宋风俗，这在当时的绘画诗词文章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唐代著名画家周昉《仕女图》中所画贵妇，头戴牡丹，艳丽无比，直观地展现出唐代妇女簪牡丹花的现象。“戴上金钗时，迥与凡花异”(孙光宪《生查子·清晓牡丹芳》)，“数朵已应迷国艳，一枝何幸上尘冠”(徐铉《严相公宅牡丹》)等诗句也都描写了唐五代时期女性簪牡丹之情事。在宋代，簪花风尚更浓，簪带所用之花四季皆异，且不分男女贵贱，杨万里《德寿宫庆寿口号十篇》：“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写的是为高宗庆寿时满朝文武皆插戴花朵的景象，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亦云：“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可见那时簪花不分阶层。但是，牡丹的簪带除去春来花开的喜悦之外，亦因特殊的人物、场合和喻指暗示被赋予了特别的荣宠、尊贵含义。宋代有很多关于皇帝亲手为喜爱的臣子插戴牡丹的情事记载，王素《王文正公遗事》记叙其父亲——太宗真宗两朝名臣王旦的生平遗事，其中有“上(真宗)于后苑曲宴，步于槛中，自剪牡丹两朵，召公亲戴”事，皇帝亲手为臣子插戴牡丹花，不但戴花之人感到荣宠无极，而且“从臣皆荣焉”。[10]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帝德”篇记：晁迥因文章德行为仁宗称赏，至真宗朝亦是备受宠重，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朝顾文元(晁迥)及钱文僖(钱惟演)，各赐一朵”，开得最盛的千叶牡丹本来只赐给高级别的亲王和宰相，却因为皇帝的宠爱特别赐给晁迥和钱惟演各一朵，并且被赐花者，亲王和宰相都是“中使为插花，余则自带”，“上忽顾公(晁迥)，令内侍为戴花”，这样的荣耀宠爱，“观者荣之”[11]。

牡丹尊荣本就与皇家种植与欣赏有密切联系，芳华三月，径尺牡丹的绽放更是与盛世的太平安享相得益彰，进而成为鲜明的文化印记。天子之尊与牡丹百花之首的王者之气相叠相映，以天子之尊赐赏牡丹花，这些簪插于臣子帽幞鬓边的牡丹花就不单单是自然之花草，而具有皇恩荣贵的不世华彩。

(四)贵赏

贵赏是指赏花过程中的精致和讲究。牡丹的种植培育不易，所以能得牡丹、得赏牡丹是唐宋达官贵人家特别值得自豪和炫耀的事。在花开之际，往往极尽所有奢靡尽赏。唐李进贤在牡丹盛开时，邀请宾客赏花：“楹柱皆列锦绣，器用悉是黄金，阶前有花数丛，覆以锦幄”“客之左右皆有女仆双鬟者”“芳酒绮肴，穷极水陆”[12]……牡丹之赏不可谓不豪阔。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杨国忠受皇帝恩赏牡丹花，用“百宝栏”围护，同时为赏牡丹特地在自己的园子里修筑了一幢“四香阁”，其阁以沉香制，栏以檀香制，壁以麝香、乳香和土为泥[13]30，极其奢华。古人赏花不惜人力、财力、物力，除上列赏花形式和趣味之外，又有所谓曲赏、酒赏、清赏、香赏等观赏牡丹的方式。曲赏牡丹最有名的应该是唐李濬《松窗杂录》中记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时的情景，“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当花繁盛奏乐唱曲而赏，而玄宗一句“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有了一代诗仙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清平调》新词三首，新词翰墨未干，新曲已成，梨园弟子演奏，李龟年唱词，天子吹笛和曲，杨贵妃持酒笑待，成就了最高规格的乐赏牡丹韵事[14]65。宋代笔记中亦多记载宫中“后苑曲宴”赏牡丹事，此外，还有酒赏、香赏、诗赏等赏牡丹情事。此番种种赏花所费，除却财力丰厚，更需赏花之人深婉的心思安排与高妙的审美鉴赏水平，牡丹之赏因而具有了富贵人家或者雅士高人生活的富贵清雅的韵味。

(五)贵情

贵情是指牡丹常常被当做富贵荣华、功成名就等欣悦之情的承载。“年少风流七品官，朱衣白马冶游盘。负心不报春光主，几处偷眼看牡丹。”(陆畅《太子刘舍人邀看花》)牡丹花开是少年得志的象征；“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刘禹锡《思黯南墅赏牡丹》)牡丹的晚发，又是人功成名就之后的欣悦从容。明代兵部尚书苏祐写过一首《南宅牡丹》，把牡丹花在日淡风清的时刻悄然开放，更作为致仕归来后子孙满堂、一家团聚的幸福象征：“载启花朝宴，中楼锦瑟张。高才非李白，异品有姚黄。日映疏疏影，风传冉冉香。言承环膝喜，春在含孙堂。”道尽了历经宦海波涛，晚年回归田园之后的喜悦：又到花朝节了，家宴开启，琴声盈耳。牡丹开放，儿孙绕膝。这就是传统中国人向往的古代富贵人家的生活。在这里，牡丹不只是诗人喜悦心情的点缀和衬托，它也有多子多福之意。明朝尚书何应瑞，是曹州何氏园的主人，在动乱的年月里能够安然归乡，也让他把牡丹作为了富贵平安的寄托。他在《牡丹限韵》中写道：“廿年不见故园花，今到开时始在家。几许新名添旧谱，因多旧种变新芽。”

“青苞虽小叶虽疏，贵气高情便有余”(孙鲂《题未开牡丹》)，牡丹的外型本身就具备了不同于其他花朵的、为世人认可的“贵气高情”，再加上社会风气流染积累，牡丹花开与富贵荣华、功成名就等世人无限向往的追求和喜悦相融相契，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一种典型的文化心理。

(六)贵食

贵食是指牡丹可以做成一般人不容易得到的精致小吃和茶饮。牡丹的通常做法是煎食或者油炸。宋人祝穆《古今事文类聚》记载了五代时蜀国兵部尚书李昊教人煎食牡丹的情形。其中称五代时蜀国兵部尚书李昊，经常在牡丹花开的时候将牡丹花数枝分送给朋友，还会同时赠以上等的兴平酥，并且嘱咐朋友：“俟花凋谢，以酥煎食之，无弃秾艳”[15]。苏轼《雨中看牡丹》云：“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南宋末年的诗人方回，在他的《春晚杂兴十二首其四》中记载了他制作牡丹美食的办法：“屑麦调酥慢熬火，牡丹花共菊芽煎”。尽赏之后，再以上等牛酥煎食或和以菊芽慢火熬煎，既有视觉的享受又有味觉的享受，同时又体现爱花入骨的心理，这是有富贵闲雅之气质的高官或有餐英饮露之高情的文士们雅致生活的写照。此后，食用牡丹的方式愈发繁多，但亦多为重养生的文士们所喜爱，如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玉兰花”条记玉兰花开后“其瓣择洗精洁，拖面麻油煎食”，紧接着记述到 “牡丹新落瓣亦可煎食、蜜浸”[16]。清代顾仲《养小录》还记载：牡丹花瓣，“汤焯可，蜜浸可，肉汁烩亦可。”[17]

唐宋时期饮用花茶也成为一种风气，皆是以时令鲜花中芬芳浓郁者入茶，南宋诗人杨万里就明确提到以牡丹入茶的事实，诗友张钅兹给他送来了牡丹与酴醾，他在答谢诗中写道：“牡丹未要煎牛酥，酴醾相领入冰壶”(《张功父送牡丹，续送酴醾，且示酴醾长编和以谢之》)，认为不要用牛酥煎食牡丹花瓣，还是把它与酴醾和在一起烹茶最好，茶具则应该是透明的玉壶。这样的行事要求当然只能是具有高雅情调、心思宁静且善于品味的文雅之士才能达成。

总之，牡丹在进入人们的审美和生活领域之后，无论是买、养、用，还是赏、情、食，都离不开“富”“贵”二字。当人们千金购得之后，把它植入沉香之阁、檀香之栏；或者贮之金盘、插之华冠；或者点燃沉麝、啜饮酒茗；抑或是小火慢煎、辅之菊兰，归来静对、风淡日闲，都让人们形成了一种贵视牡丹的心理，牡丹也由此成为人们眼中“富贵花”的代称。

然而，以上关于牡丹文化符号富贵内涵的积累，既有后来许之为雅的精神层面的意义，也有被诋之为俗的物质层面的意义。这就使得牡丹成为一种具有雅与俗二元文化含义的意象，即它混合了雅与俗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文化意义。因此，在人们对牡丹进行雅化审美的同时，也派生出对牡丹作为富贵文化符号的丑诋，并掺杂了对富贵这一概念的扭曲理解。重新理清富贵这一概念的真正意涵，正确解读牡丹富贵花雅俗之内蕴，对正确理解中国牡丹文化和其未来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二、富贵之花与儒家君子品格的融合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形成了中国人对自然万物的独特观照方式，人们在面对自然万物时，不仅从其生物特性本身去做知识性、科学性的考察，而且更多是在其最突出的自然特性中附加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因而会有后凋松柏、直节翠竹、凌寒梅花、幽谷兰草、九秋菊花等符合君子操守的花草树木被讴歌赞美；而菉葹蒿艾则为恶草，桃李春暖盛发则被视作轻浮过媚。自然花草的文化内涵本就源于人们主观性的“比德”观照，所以对其褒扬与贬损只不过是人们当下时刻的心态写照，但当某种心态成为主流，对事物的道德比附为大众广泛接收，便成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

牡丹从最初的培育和欣赏就跟权势富贵密切关联，唐宋时期牡丹富贵之花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所谓“倾国姿容别，多开富贵家”(唐无名氏《牡丹》)“东风穷巷只埃尘，谁见城南万朵新”(张耒《同李十二醉饮王氏牡丹园》)。牡丹因其外形的明艳富丽成为一国之人春末夏初的狂热追逐对象，“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引发了“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的热闹、热烈景象，这样的狂热和无节制的迷恋行为完全不符合儒家倡导的“乐而不淫”的中庸之道，再加上牡丹之赏自上而下最终成为没有差别的审美活动，所以，牡丹在被广泛欣赏的同时也被赋予了庸俗的内涵。唐代王建在《斜路行》中就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人爱以容色出彩的牡丹胜过爱那有岁寒不凋高尚气节的松树：“世间娶容非娶妇，中庭牡丹胜松树”。周敦颐更在《爱莲说》里直接明确表达：“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似乎牡丹与富贵结缘就变得庸俗甚至于失去其花中君子的贵重。事实上，追求富贵与君子品格原本就不是绝然对立的，亦不具备鄙弃富贵就可以拥有君子品格的必然逻辑关系。但是，流风所趋，很多人仍然以贬抑富贵花当做了提升自我品格的幌子，这是不客观的。当我们仔细考查儒家的“富贵”内涵时，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牡丹富贵花品与儒家君子人格之间有高度的契合，同时牡丹富贵意涵与儒家功业理想的人生追求也毫不相左，当人们可以以持正的态度解读和看待“富贵”时，会发现牡丹是具有儒家理想君子品格的富贵花。

(一)儒家“富贵”观

“富贵”含有既富且贵两层意思，在一般士人的眼里，它是既可羡又可憎的矛盾体。为了彰显自己品格的高贵，不少人宁可贫贱也要疏远富贵。其实，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像后儒把“义”和“利”的关系绝对化一样，这里人们把富贵和贫贱的关系也绝对化了。假如富贵只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不是一种人生目标，无碍于修身养性、求仁得道，这样的富贵其实就不应该被排斥。

被后儒奉为圣贤的孔子、颜回和孟子都曾经历过人生贫贱。孔子曾经说过自己“少也贱”，成人之后的孔子也经历过贫贱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周游列国的时候，甚至于绝粮于蔡。颜回曾经居陋巷，有过“一箪食，一瓢饮”的简单生活。孟子是鲁国孟孙氏的后代，只是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其贵族身份早已式微。史载孟子“宿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18]，也经历过早年的贫贱。但正像陷于窘境仍然坚定地表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的孔子一样，这些圣贤们安于贫贱，并表现出面对贫贱时的坦然态度，但这并不是说古代圣贤必须生活于贫贱之中。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之后，被哀公尊为“尼父”，衣食所需仰赖公室所给，甚至于还有自己的家臣。后儒孟子更是曾得到宋、薛国君的七十镒和五十镒金馈赠[19]。由此可见，古代圣贤从来不排斥富贵，也不拒绝富贵。也许是人们对于“孔颜之乐”的无比向往，或者曲解了“孔颜之乐”的意涵，才造成了“自古圣贤尽贫贱”(左思《咏史》)的扭曲观念。

孔子曾经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论语·述而》)所以，除非为了磨砺自己的意志而甘受贫贱，此外没有人愿意刻意生活在贫贱之中。当然，在孔子等人看来，富与贵的获得，必须遵从一定的“道”，而且，这是十分重要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如果在坚守道义的情形之下，人不免贫贱，那就必须毫不犹豫地遵从道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因此说，富贵不是君子公敌，它也是人之所爱，孔子把“贫而乐”与“富而好礼”都当作应该推崇的人生境界，只是富贵不是人生追求之目标和最终归宿。明白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就不会因为牡丹与富贵相联系，进而丑诋牡丹了。

(二)富贵花与儒家理想君子人格

近人赵世学《牡丹富贵说》言：“嗟乎，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牡丹之中得之富贵，是牡丹之富贵之不义乎？又岂有富贵之可耻乎？是不深究。但即牡丹之富贵言之，其富也，富而无骄，非君子而实亦君子者也。其贵也，贵而不挟，非隐逸而实亦隐逸者也。岂第君子为莲之所特号，隐逸为菊之所独称哉！” 牡丹花富而无骄、贵而不挟、自由出入于显达和隐逸，真正具备达人君子之格，乃君子成功人生的象征，即儒家“内圣外王”人格的象物。

权德舆《和李中丞慈恩寺淸上人院牡丹花歌》云：“花间一曲奏阳春，应为芬芳比君子”，在牡丹拟人化的品格中，展示出儒家所主张的持重、谦和、温润与刚正等儒家高端君子的人格。在这里，持重、谦和的意思是稳重、谦逊、不争，牡丹开在晚春，它不愿与众芳争艳，却依然有独立人间的大美。韩琮《牡丹》诗云“桃时杏日不争浓，叶帐阴成始放红”，程敦厚《牡丹》云：“牡丹持晚节，群芳甘共亚”， 梅尧臣《四月三日张十遗牡丹二朵》写到：“已过谷雨十六日，犹见牡丹开浅红。曾不争先及春早，能陪芍药到熏风。”等等众多诗句 ，都体现出牡丹形象符合儒家理想人格中“谦德”的文化意蕴。温润的意思是温和、清润，牡丹形象端庄，花瓣洁净柔和，有玉一般的质地：“淡抹胭脂玉质明”(朱有燉《牡丹乐府》)，具有儒家君子的温和品质。刚正的意思是刚强、正直。高承《事物纪原》中记载武则天贬牡丹的传说，虽则事不可靠，但是反映出世人对牡丹晚开品性的道德化体认：“是不特芳姿艳质，足压群葩，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安得以富贵一语概之。”[20]在此，牡丹就被赋予了敢于反抗强权、宁折不弯的“劲骨刚心”之君子品格。李渔《闲情偶寄》亦有阐述云：“是花皆有正面，有反面，有侧面。正面宜向阳，此种花通义也。然他种犹能委曲，独牡丹不肯通融，处以南面即生，俾之他向则死，此其肮脏不回之本性。”这种“不委曲”“不肯通融”的特性即为历代有气节的文人所称赏的“人主不能曲”之“强项”[21]，亦如唐代诗人薛能《牡丹》诗中所赞叹的“自高轻月桂，非偶贱池莲”，是真君子刚正之风骨。中国古代士人在熟悉牡丹栽培的过程中，发现了牡丹与其他花草不一样的特性，苏辙有《补种牡丹绝句》：“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阳千叶种难成。姚黄性似天人洁，粪壤埋根气不平”，歌赞牡丹有着其他野草凡花所不具备的“天人”之高洁品性。刘禹锡《赏牡丹》诗中说“庭前芍药妖无格”，在他眼里，芍药花虽有时也穷极艳丽，但它却没有牡丹的这些君子品格。

“纷纷桃李自缭乱，牡丹得体能从容”(宋释道潜《僧首然师院北轩观牡丹》)，牡丹成长于晴天丽日之下，它的谦和、温润则是因为它得天地中和之气，并“持晚节”的表现。“从来品目压天下，百卉羞涩莫敢同”(同上)，同样，牡丹之富贵，是由其艳绝的姿色和高贵的品格所决定的，也是其君子之格、王者之格的体现。因此，牡丹的富贵意象关联着儒家“内圣外王”型的君子品格，是儒家理想君子人格全面、高度的体现。它不是只追求洁身自好、不染俗尘的君子品格，而是在追求自美品格之外，又有事功与兼济品格的映射。

[1]舒元舆.牡丹赋[M]//[清]董诰，等.全唐文.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嘉庆内府刻本:卷七二七.

[2]段成式.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14.

[3]崔令钦.教坊记(外七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4.

[4][10][20]汪灏,张逸少,等,编.佩文斋广群芳谱[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卷三十二.

[5][6][13][14]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刘侗.帝京景物略[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明刊钮氏世学楼抄本:卷三.

[8]谢肇淛.五杂俎[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明刊本:卷十.

[9]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崇祯十三年汲古阁刻本:卷四十四.

[11]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2.

[12]抄本牡丹汇编[M]//牡丹丛刊七种.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刊本:卷二.

[15]祝穆，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明刊内府本:卷三十.

[16]高濂：遵生八笺[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明万历十九年刻本:卷十六.

[17]顾仲：养小录[M].沈阳：万卷出版社.2016：168.

[18]赵歧：孟子赵氏注[M].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乾隆四十六年周嘉猷等刻本:题词.

[19]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69.

[21]李渔.闲情偶记[M].成都:巴蜀书社，1997:199.

文章来源：牡丹 网址: http://md.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6209.shtml

上一篇： 牡丹梅花之地位升降与宋代政教精神的嬗变
下一篇： 园艺论文_高温诱导牡丹产生未减数花粉